翟振武说，这也能保持一种政策的连续性。“以前有个‘双独’，放了一部分人，但是极少；现在‘单独’放了，覆盖了前一个类别；以后全面放开时，就剩下一部分人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后一类要覆盖前一类，我们把这个叫‘浸润式’的过程，是个‘无缝链接’。”

    翟振武说，“单独”方案的论证，是一个繁琐而复杂的过程。“要考虑政治、行政能力、全国地域差异、政策的衔接、拥挤效应、目标总量等，很多东西要考虑。还要去测算，左一方案右一方案。对真实情况还要有确切的了解。比如有人说民众的生育意愿很低，据我们调查的结果，城市里想生两个孩子的比例是 52%～56%。”

    这次政策调整，正好赶上中国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如何错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翟振武说，这次高峰会在2011年到2012年达到顶峰。

    对于断断续续释放的试点省份传闻，翟振武说，其实对于国家来说，先放哪个省，后放哪个省，对全国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全国的问题只是我不要‘一刀切’，要分批放。但在批里面，谁在第一批，谁在第二批，对全国无所谓。它不取决于各省的论证报告，而取决于决策者的报告。”

    按照原新的说法，调不调整生育政策，哪个省调整，是中央说了算，不是国家人口计生委说了算。至于政策怎么调，则由各省人大修改本省的《计划生育管理条例》，“《条例》能不能在人大通过，还很难说”。 ★

    五峰试验

    25年以来，湖北五峰县一直实行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却没有出现人口增长失控的局面。这或许能给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带来一些启示

    文/王秋思

    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县城镇居民刘清正在自家工厂里悠闲地喝茶。儿子庆丰在2004年结婚后，第二年就给刘清添了一个孙女；2007年，又为家里添了一个孙子。儿孙满堂，尽享天伦，刘清觉得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刘庆丰是幸运的。作为宜昌五峰县的城镇居民，他可以合法地拥有两个孩子。在五峰城镇，二胎政策断断续续地执行了9年；而在五峰农村，则一直允许当地农民有条件地生育二胎，这一政策的实施已经长达25年。

    从“一胎”到“二胎”

    1981年，19岁的胡金娥在五峰县傅家堰乡参加计生工作，正巧赶上计生工作最艰难的日子——五峰与其他地区一样开始严格执行全国的“一胎化”政策。

    为了执行计生政策，胡金娥是“呼哄呵诈”并用，“征收不到罚款，就向法院求助，封土地，冻结财产，杀猪宰羊什么的也都干过。”当时甚至有村民对她放话：“如果你肯把自己的小孩掐死，我就不生二胎！”

    “一胎”政策下达的那一年，刘清的大儿子庆丰已经一岁了。刘清心想，还是再生一个比较合适。“一个孩子如同端在手里的一碗油，一撒就没了，不踏实。”于是，1983年，在全县沸沸扬扬的“大结扎”运动中，刘清的二女儿庆怡悄悄地出生了。

    按当时规定，农村要征收300元至400元的“二胎多子费”。刘清当时交了200元罚款。

    “一胎化”政策执行了三年，迎来转机。1984年7月，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985年10月，胡金娥在傅家堰乡接到了县政府颁布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计划生育暂行规定》：自1986年1月起，全县开始执行少数民族生育政策，允许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但要求生育间隔在四年以上。

    在此期间，包括山西翼城、甘肃酒泉在内的部分地区，也相继获得国家批准，被确定为二胎试点地区，允许当地农民有条件地生育二胎。不过，和其他二胎试点地区不同的是，五峰县的城镇居民也获得了合法生育二胎的权利。“一些人特别高兴，我们乡里的办公室会计立即就生了第二个孩子。” 胡金娥说。

    “当时，80%符合政策的人都要生第二个孩子。许多人担心还没生政策就变了。所以，我们当时就要重点监督生了一胎的夫妇，防止他们还没等到生育间隔期就抢生第二胎。” 现任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时任傅家堰区大龙坪乡妇联主任向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1985至1987年期间，正是五峰县自1964年后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全县年平均出生人口4663人。仅1986年，新生人口就达到了5107人。 “你想想，当时我们牛庄镇才8000多人，两年就生了一个乡镇！” 向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结果导致学校拥挤不堪，师资严重不足。

    “一县两策”

    针对五峰出现的问题，计生政策又进行了调整。

    1987年10月12日，当时在傅家堰乡计生办担任主任的向丽接到一个通知：“取消非农业人口非特殊情况的生育二孩政策”。也就是说，从1988年开始，五峰县开始执行“一县两策”：如果夫妻双方均为非农业户口，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如果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或者女方为农业人口，四年间隔以上，允许生二孩。

    “通知来得有些突然。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这个政策会让农村地区出现一些波动。”向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