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与结构

    对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路，业内主要有几种观点：一是直接放开二胎；二是在放开二胎之前再设一道卡；三是完全放开。基于风险控制和逐步推进的一贯逻辑，完全放开的方案从来没有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对于在二胎放开之前是否还要再设一道卡的问题，涉及到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在决策者心目中的排序，以及对民众真实生育意愿的判断。

    多位受访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生育政策要放开的一个核心逻辑，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加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出生人口的数量逐渐减少，而在五六十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群则相继进入老年期，这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在不久的将来，会让尚未富裕起来、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的中国难以承受。而放松人口政策，让出生的人口增加，可使得劳动人口在将来不至于下降到可怜的比例。

    但也有人认为，这一逻辑不能成立。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说，放松人口政策对老龄化的缓解只能是杯水车薪。“如果从现在开始放开二胎，到中国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时候，可以缓解两到三个百分点。比如从28%下降到25%或26%。”

    南开大学教授原新的测算也不乐观。他说，现在不管生育政策如何放开，民众的生育意愿也很难到达2。“如果政策放开后，生育率能够达到1.8的话，未来50年(中国的老龄化)最多降一个百分点多一些。但是有什么意义？还是个高度老龄化。”根据他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 34%。

    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一方面，上述观点似是而非，另外，也不能因放开对老龄化收效甚微就弃之不用。“关键是你是要看50年呢，还是要看200年？”2004年，原新曾借助联合国对未来世界人口预测的模型，对中国的人口形势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测：若中国一直保持1.5的总和生育率，300年后，中国的人口总数将是0.75亿。

    但这些只是对未来的预测，而决策者更愿意看到现实。从现实来说，中国至少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感受到劳动力的短缺。“六普”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15～64岁的人口为9.39亿。“这个数字能维持到2011～2012年，然后开始减少。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劳动人口增长的过程要缓慢。”原新说。

    结构的威胁远在天外，数量的威胁却近在眼前。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说，决策者视野所能看到的，还是一个拥挤的中国：城市里拥挤的交通，农民工春节返乡的艰辛，大量难以就业的大学生，能源的大量进口，种种数据显示，庞大的人口总量仍然是一个现实的压力。“有人说，未来50年，人口的结构矛盾将替代数量矛盾，我不同意。”原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还将在14亿上下。数量问题始终伴随着我们。”

    数量与结构之间内在相克的关系，让人口政策的调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放开二胎，从长期来看，确可以改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但不得不长时间承受一个庞大的人口体量；而坚持现有政策，任由出生率下降，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快速驶入老龄化。

    原新说，作为人口学者，这是他经常的矛盾所在：“数量与结构之间，不存在‘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可能性，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哪个更“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提供了一个思路。他说，若目前放开二胎，中国的人口总量不会超过15亿；若今后仍坚持长期不放开二胎，老龄化将是目前的3倍以上。“哪个是中国难以承受的？肯定是后者。因为前者我们已经走过来了，但后者还不知道怎么走。”

    但对于决策者来说，结构与其任期几乎毫无关系。而从现实来说，政策放开还需要考量的另外一个压力是：若直接放开二胎，会有多少此前被抑制的生育意愿释放出来。这是一个统计难题，它会因选择对象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又会因受访人的种种顾虑而很难得到真实的信息。

    在定量遇阻的情况下，有人试图借助于定性分析。多位受访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正在消解生儿育女的传统功能。“养老逐渐被社保所取代，劳力逐渐被机械所取代，宗族的影响力逐渐被经济的影响力取代。在‘产出’递减的同时，‘投入’却逐渐增加，生儿育女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它越来越成为一桩‘不划算的买卖’。”

    但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说，经济的发展造成生育意愿的下降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并不等于就下降到很多人想象的程度。“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按中国现在的经济、教育等影响生育水平因素的考量，中国目前的生育意愿起码是2.4个。而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3个。”

    超生是决策者的另一个顾虑。“如果我说放‘双独’(父母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可能很多人‘单独’都放了；我说放‘单独’，很多人可能把二胎都生了。如果我放二胎，可能都不止二胎了。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决策者会把政策制定得紧一点，加上一点超生，正好达到我的目标。”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上述逻辑下，生育政策的放开注定要采取一种“保守疗法”：在放开二胎之前，再设置一道“关卡”。

    方案的博弈

    这道“关卡”怎么设？翟振武说，这种设置既要考虑不造成拥挤效应，又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领衔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提出了一个为期约15年的“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的调整方案。分为两步：第一步：从2005年开始，允许夫妇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第二步：在第一步顺利实施的基础上，从2010年起进一步过渡到每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为了避免在短期内可能的“出生堆积”现象，方案建议，首先允许35岁以上已婚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后每年降低1岁，直到2020年全面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该方案的第一步，大体就是目前待产的“单独二胎”方案的雏形；但方案的第二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翟振武说，以年龄作为生育的门槛，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容易造成拥挤效应。“谁到了这个年龄，谁就会抢着生，拥挤在所难免。”二、没有考虑个体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有的人过了35岁还能生，有的过了35就生不了了。”

    相比之下，“单独”就没有明显的缺陷。“‘单独’是一个婚姻的类别。不管你多少岁，只要属于这个类别，就可以生。所以你不着急，不用在那儿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