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公栅栏墓地的10大看点(2)
看点5:曾经的马尾沟教堂 墓地甬道南端的石门左侧嵌了一块石板,写道马尾沟教堂石门于一九九三年十月由原址向北移位一百五十八点四米到此,并进行修缮。可是,向南看去,150米远是党校职工食堂,根本没有教堂,那么
看点5:曾经的马尾沟教堂
墓地甬道南端的石门左侧嵌了一块石板,写道“马尾沟教堂石门于一九九三年十月由原址向北移位一百五十八点四米到此,并进行修缮。”可是,向南看去,150米远是党校职工食堂,根本没有教堂,那么上面所说的马尾沟教堂呢?
原来,在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被迫建立了马尾沟教堂。但在1973年,在那个“科学技术是粪土,外国人是帝国主义,天主教更属反动”的年代里,教堂又被拆除。1993年,位于党校南墙的原教堂的小石门被移至利玛窦墓地的南面。门额题“钦赐”二字,左列满文,证明是清代所制。遗憾的是,如今只留下了门柱内左右底座及中间依稀可见的门墩,却无法找到那两扇石门。
看点6:墓碑的伤痕
如今的墓碑可谓伤痕累累,除了惋惜,从这些伤痕中却也能读出一番近代史。义和团运动中,栅栏墓地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砸碎,墓穴被挖开,建筑被毁坏。《辛丑条约》后,墓地重修,除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等6人的墓碑单独立起外,剩下的77尊墓碑被迁入新建的马尾沟教堂外墙。然而,到了“文革”,红卫兵又让3天内拆掉墓碑,当时在党校负责房管的一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提出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埋起来,令其“永世不得翻身”。红卫兵认同了这个颇有创意的想法,于是利玛窦墓地虽然消失了,但墓碑却被保存了下来。1979年,三位神父的墓碑被挖出时,利玛窦墓碑的正面被钻了若干小洞;汤若望、南怀仁的碑是断裂的。后将利玛窦的碑正面磨平后重刻,汤若望、南怀仁的碑分别用树脂胶粘好,修复历时一年。1984年,党校出资扩建了传教士墓地,在利玛窦等三人的墓地东侧专辟一院,才将散落在院中的60尊石碑重新立了起来。就这样,栅栏墓地先后经历了两次大毁,两次大修。
看点7:党校与教堂,并行不悖
建国后,北京西郊日渐繁华。在阜成门外仅2公里的地方保留这处墓地,已经显得不合时宜。1954年,北京市委党校开始筹建,看中了这处距市区不远、而又安静葱郁的地方。北京市政府将西郊西北旺一块土地辟为新的天主教墓地,以换取这处地产;还用10万元购买了山字楼和口字楼两栋建筑,安置了部分无业神职人员的生活。对于墓地的处理,党校与北京天主教爱国会之间发生了分歧。党校主张将坟墓全部迁走,而教会认为,这样做会伤害教徒的感情。据当时党校负责基建的老同志回忆,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出决定,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墓碑仍保留在原址,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等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其他800余个墓碑迁至西北旺。教堂不仅保留,而且还照常举行宗教活动。于是,传授无神论的共产党干部学校与传播有神论的教堂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每逢礼拜天,钟声一响,远近教民熙攘地聚在教堂里,唱圣歌,听布道。党校学员每每路过这里,好奇地隔窗张望,或干脆走进教堂,观看这些信男信女如何崇拜他们的主。
看点8:口字楼+山字楼
曾经的教会产业:墓地南行约50米有一座平面图形似“口”字的建筑,墓地西行约150米还有一座平面图形似 “山”字的建筑。两楼与墓地遥相对应,呈鼎足之势。其实,这两栋建筑人们并不陌生,极具素描感的画面常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就是在口字楼的一个房间,第一次用望远镜看到米兰那抹炫丽的微笑。
口字楼,1903年建,曾作为法属遣使会修道院。1926年,口字楼里创办了“文声大修道院”,来自北京和华北地区的修士在这里攻读哲学、神学,这里成了培养中国籍司铎的高等学府。到解放前夕,修道院有学生100多人,负责管理和教学的外籍神父有八九人。1948年,国民党军队将口字楼修道院变成了一座军营,他们在这里挖战壕,修道院也在那时被置于火线之上。山字楼,1910年建,作为法国圣母会总院。楼南建了葡萄酒厂,专门生产做弥撒用的葡萄酒,同时还设有为居住在此的宗教人士提供副食的菜园和菜窖。于是,栅栏墓地逐渐发展成了一处以墓地为主,包括有教堂、神学院、教会学校等多功能的天主教教会产业。葬入这里的中外籍神父、修女以及非神职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了。
老建筑的记忆再造:建国后,北京市委党校筹建,这两栋楼成为了职工宿舍。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党校幼儿园曾安置在口字楼一层,这个建筑包围起来的四合院里有滑梯、秋千、转椅、龙船……职工子弟就在这个百年前曾是聚满信徒、手捧圣经的院子里戏耍度日。而如今,这里已显颓败,仅是一个栖身之所。简易的家具用最紧凑的方式罗列着,潮湿的墙壁长了黑色的霉斑,审美变得无关紧要,房屋与生活以一种简单生硬的方式粘接着。人口塞满了所有房间,此时的修道院已成为集体宿舍。“过去”与“现在”彻底断绝了关系,这是我们拜访于此,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老建筑的改造再利用,并不拘泥于历史遗产保护的严苛限定,而是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尊重与自身特色的定位,从现状中寻求答案,来获得发展空间。老房子的存在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形态,适应了不同时期、不同使用者的需要。如何为它寻找恰当的用途,使它的重要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再现?在老房子功能演化的过程中,与栅栏墓地相关的信息传递的缺失,确实是种遗憾。是否可以在老房子中辟出一部分空间作为陈列馆,或是小型博物馆,使得人们能够更全面地看到曾在这里上演的一幕幕故事?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