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公栅栏墓地的10大看点
北京西二环,出官园桥西行是一条宽展的大道,两旁有高大的泡桐。今天的人们顶多只知道北京市委党校位于这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一处埋葬了数以百计西方传教士的墓地。校园中央,黄杨柔枝掩映中,灰色低矮花墙护围着一大一小两块墓园。墓碑林林总总,厚重深沉。这就是来历不浅的滕公栅栏墓地,外国人称它为 “Chala”或“Shala”。
乍看起来,小小的一方院墙,几十尊斑驳的墓碑,四百年的历史,在中国文物中并算不得稀罕。但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却能清晰看见一群特殊的旅行家——近百人,跨越四百年的时间,从遥远的欧洲,闯过九死一生的海上劫难,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他们既是天主教神父,又是博学多闻的学者,沟通着中西文化的交融。可以说,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之行旅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心灵意义上的行旅。而对滕公栅栏墓地的探访,则成为我们对这一群特殊旅行家的追寻和致意。
看点1:墓碑主人,阵容华丽
1601年,利玛窦和他的几名随从悄悄地走进了北京的朝阳门……从那以后,这个封闭帝国的都城居然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葬在这里。
滕公栅栏墓地因利玛窦而出名,其实自1611年利玛窦第一个入葬于这块墓地起,相继有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数百位传教士、科学家、画家随之静卧于此,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地方。现在墓地共保留了63名传教士的墓碑,其中葡萄牙14人,意大利11人,德国6人,法国9人,比利时2人,捷克2人,瑞士2人,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各1人及不明国籍者1人,另有14人为中国籍神父。
汤若望(德国):顺治皇帝的“洋玛法”;制造各种观象仪器是他的拿手好戏,故宫珍藏着他精制的一个小巧玲珑的日晷。
南怀仁(比利时):用滑轮和绞盘把为顺治修建陵墓所用的巨型石料运过卢沟桥;视察京郊万泉庄河道,疏通河道灌溉稻田;重建北京观象台。
纪理安(德国):在紫禁城开办了玻璃车间,造出了望远镜所用的镜片,雍正办公都离不开他制造的眼镜;制作的地平经纬仪陈列于北京古观象台。
戴进贤(德国):天文学家,为观象台制造了玑衡抚辰仪。
郎世宁(意大利):宫廷画师,参与了圆明园内欧式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工作。
费隐(奥地利):主持重修圣若瑟堂,位于王府井的东堂。
邓玉函(德国):着有《奇器图说》介绍西方机械。
看点2:墓碑的艺术美
栅栏墓地碑林的名望虽不及北京城内孔庙碑林,但却是北京地区墓地碑刻集中地之一,历史久远、数量众多,中西合璧是其最大的艺术看点。
中西符号:碑文生动精致,以汉、满、拉丁文字同刻于一碑之上,竖书的中国书法与横书的拉丁文形成鲜明对比。从这些碑文中,能读出来华传教士在宫廷是如何恤死报勤、德业兼着。从石碑装饰上,也处处可见中西文化、甚至天主教与佛教的和睦相处。东方的“龙”与西方的 “主”同刻于墓碑上;代表天主教的拉丁文缩写标志,各类花型拼成的十字架以及三钉楔状纹,雕刻在碑首下方中央,宗教色彩浓烈;环绕其上的蟠龙则暗示着,西方宗教已在皇权庇荫下顺畅地传播于中国大地。
碑座天堂图:留心碑座,会发现上面的浮雕内容相当丰富,山川、云涯、海洋、森林、走兽、飞鸟、花草等。对于传教士,当时人们有很多不解和疑惑,当他们摆脱尘世去见天主后,人们多从佛家理论出发,认为是现世苦难的终止,于是为他们设计了充满中国特色的“天堂图”,以中国的审美观来表达祝福。因而十字架下,佛教花纹和隐喻坦然并存,体现着中外人士对彼岸世界的认同。
龙的世界:栅栏墓地堪称“龙的世界”,保存至今的有石门4条、小园26条、大园240条,共270条龙。这在所有西方传教士墓地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重点可留意小墓园内的3块倒品字形墓碑,利玛窦墓碑居中,汤若望和南怀仁的墓碑伫立于左右两侧。利玛窦碑最为典型,碑首阳面阴面各两条蟠龙,龙首分别向下,形成碑首的左右底边,龙神圆润,相互缠绕,向上组成极富立体感的波浪形。碑身的四周长方形镶边上也雕刻着 10条小龙,这是对利玛窦的一种特殊礼遇,加上碑首4条蟠龙,利玛窦碑通体共有雕龙14条。此外,大墓园的60块墓碑碑首,也饰以祥云、瑞草或蟠龙、游龙图案。
看点3:汤若望的石羊
在墓地大门前的树丛下,静卧着一只大理石雕成的石羊。它显然是一只失群的羊——是汤若望墓前石雕饰物中幸存的一个。自利玛窦去世后,能与利玛窦齐名的就是这位德国传教士。使墓地得以扩大的,也正是他。汤若望在中国度过48年生涯,辗转于广东、江西、浙江、陕西等省。顺治看重的是他在制定新历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华,并在利玛窦墓另赐他一块墓地。汤若望的墓碑与利玛窦的墓碑不同,不仅镌刻了皇帝亲笔撰写的祭文,而且碑文除了有中文、拉丁文之外,还有满文。这只失群的羊与现存的石碑一样,是历尽沧桑的幸存者之一,是一个沉默而又雄辩的见证。
看点4:耻辱碑
大墓园入门右手处的院墙嵌了一块石碑,碑文写道“此处乃钦赐天主教历代传教士之茔地。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焚堂决墓,伐树碎碑,践为土平。议和之后,中国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侮涤耻,特发帑银一万两,重新修建。勤于贞珉,永为殷鉴。”从碑文看,这块隐蔽的石碑身世复杂。
19世纪以后,原本神圣的十字架堕落为商品和炮舰的附属物。这时,很多传教士完全抛弃了前辈的传统,显露出殖民主义的嘴脸,叫嚣着“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树起光辉的十字架”,“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修建兵营、驻扎军队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在义和团反洋人、反洋教的高潮中,滕公栅栏墓地被毁。1901年,清政府签证《辛丑条约》,出银1万两,重修了栅栏墓地,还被迫专门立了这块所谓“涤垢雪侮”而实际是铭刻耻辱的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