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在古代是个相对落后的地方，与关外、西南地区等同为流放之地。苏东坡一生数次被贬，最远的一次便是贬到广东，先是惠阳（今广东惠州），后来对头看他过得还算惬意（苏东坡在此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于是设计把他贬到了海南岛，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一种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惩罚。

    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前，年逾六旬的苏东坡是十分悲观的，用近乎绝望的语气给朋友写信：“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死即葬于海外。”好在广东的文人和官僚对他十分友好，在和海南岛的“南蛮”共处的三年里，苏东坡也找到了许多生活乐趣——研究美食，四处采药，与当地文人吟诗作对。澄迈一带的老人普遍长寿，这也给了他巨大的信心和启发。变得超然的苏东坡，挑了陶潜未被和过的十五首诗来和，并说：“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

    很难说是苏东坡教化了海南人，还是海南人改变了苏东坡，要不他也不会在离开海南的时候发出“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的感慨。至少在《食蚝》一文中，他已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海南老人形象了：“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东坡书院里的钦帅泉，据说挖于明朝万历年间，打上来的泉水清澈甘洌，“可酿苏酒，用调商羹”

    东坡书院里的钦帅泉，据说挖于明朝万历年间，打上来的泉水清澈甘洌，“可酿苏酒，用调商羹”

    槟榔与老爸茶

    “ 槟榔越嚼越有劲， 这口出来那口进。”“养妻活崽，柴米油盐；待人接客，槟榔香烟。”如果要我挑选最能代表海南特色的一样东西，那一定是槟榔。

    不管汉人，还是黎人、苗人，从海口到琼中，从东方到三亚，海南几乎是无处、无人不吃槟榔。吃槟榔在海南发展成了一种习俗：客人来了，要敬槟榔，上门提亲，要送槟榔，路上遇见，互赠槟榔。曾经有客人因为没被主人敬奉槟榔而翻脸，田曙岚曾记载了在三亚旧府看到的一个“奇观”：有人打架斗殴，来找政府评理，告状的一进门先给所有人敬一圈槟榔，连陌生人也不例外；一会儿被告也来了，进门后也是先给大家敬槟榔——真是“无槟榔不为礼也”。

    吃槟榔是个很奇妙的过程：包着蒌叶和贝壳粉的生槟榔刚入口的时候非常涩，你会感觉嘴巴像是一下子被吸干了水分，整个儿缩成一团，这时候不要着急吐掉，再嚼几口，吐掉汁水即可；接下来便会渐入佳境，先是感觉脸颊发烫，接着手脚微微发热，胸口发闷，像是压了一床厚被子，但不至于呼吸困难；再过一会儿，胸闷的感觉逐渐消退，觉得脑袋略略发晕，像是喝了几杯高度白酒似的微醉了，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这东西吃得多了，不免上瘾。当街出售的槟榔一颗一块钱，每颗能切成三四瓣，一次吃一瓣就够了。好些人一天能吃上十块钱，一天的时光在微醉的感觉中很快就过去了。

    吃槟榔时吐出来的汁水通常是鲜红的，难以清洗，所以经常招致媒体的批评，但是海南人“屡教不改”。和充满争议的槟榔相比，同样具有海南特色的“老爸茶”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温馨。

    老爸茶是海南的特色茶文化，因为过去聚在一起喝一整天茶的通常是一些老年人，于是得了这么个名字。茶的品质很平常，通常是一把绿茶或红茶末，但是来喝茶的人意不在此，他们要找的是一种闲适。几个老伙计，每人花上两三块钱，便可以无限续杯地泡上一整天，饿了，茶馆里有各种精美的小吃：腌面，番薯汤，猪血杂拌，木薯煎米果，鹌鹑蛋煮白木耳……绝不会让饥渴搅了大家的聊兴。

    茶馆也是各种消息的集散地，刚从报上看来的国际新闻，自家孩子的婚姻大事，关公千里走单骑，巷口新开的一家大排档……都可以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说到精彩或激动的地方，邻桌也会忍不住来插上两句。

    也有喜欢安静的茶客，挑个角落静静地看报，累了就靠在椅子上眯一会儿。老爸茶就是这样，你就算不点东西在茶馆里睡上一天，伙计也不会过来催你，等睡足了，叫一声“小弟”，又会有人欢快地过来给你续水了。茶馆里的淡淡清香，好像霎时弥漫了整个城市。

    黎族 带着3000年历史前行

    海南的少数民族汉化得很厉害，这让当地文人和许多人类学者颇感遗憾。其实，行走在五指山地区，藉由黎人动听的鼻箫、不愿舍弃的头巾、代代传承的纺织技术，以及每年的三三节、嬉水节，我们能隐约感受到这个民族在数千年文明积淀下的勃勃生机。

    生黎与熟黎

    五指山是海南第一高山，在三亚异军突起之前，一直是海南岛的象征，被视为海南的必游之地。这个位于海岛中部的庞大山脉，也是海南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全国120 多万黎族人大半生活于此。

    五指山脚下的水满乡，居民基本上都是黎族和苗族人，村落依据民族的不同简单地称做黎村、苗村。乡里只有一户汉人，据说祖上是清末时随抗法名将冯子材一同入琼抚黎的广西士兵，因患病滞留此地，后来便在此结婚定居。

    途中偶遇一位姓吴的退休老师，是黎族人，据他介绍，无论是黎族还是苗族村民，基本搬进了砖瓦房，至于民族服饰，除非重大节日，否则是不穿的，平时能够区分彼此的主要方式还是语言，“要看原始村落，得去初保村。”

    当地很多人向我推荐初保村，而在东方市，人们会推荐白查村，在乐东县，则是扎灶村。海南中南部的每个县市都会有一两个黎族村落因为位置偏远而作为原始生活的见证存留下来。与汉化的“熟黎”相对，这些还保留着黎族传统的村民被称为“生黎”。人类学者和旅游专家试图赶在他们汉化之前做些保护工作，所谓保护，通常是给予他们一些经济补助，或是在附近建个新村，将他们整体搬迁过去，以保留原来的建筑风貌。

    “不搬走还好，一搬过去，原来的房子没人照顾，一年不到就基本上塌了。”说到对黎族原始村落的保护，五指山市的一位文化工作者感觉有些痛心。“有时候我们搞活动，要到琼中那一带去请少数民族，那边更穷一些，有些东西和习俗还保留着。”

    相比之下，身为“熟黎”的吴老师对种种变化显得乐观许多。“原始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像我们去市里，有了汽车就快多了，我也没见过哪个喜欢原始文化的人是走路过来的。现在对原始东西的追求，并不是因为原来的东西有多好，而是我们对现在有太多失望。游客来了，看了，感慨一番，然后呢？最后不也坐着汽车回去了吗？总不能允许汉人现代化，却不允许黎人汉化吧？”

    千年黎锦

    行走在许多黎族人聚居的村落，感觉跟汉人的乡镇没有多大区别，除去个别墙壁上还涂有代表黎族风情的符号之外，唯一能提醒我们这里是黎族村的事物，是老年妇女头上的彩巾——著名的黎锦的一种，黎族人以此作为已婚妇女的标识。

    与略显朴素的上衣不同，她们的头巾以红、黄、绿几色交织而成，常见的是菱形、三角形等几何条纹，有的还会绣上几朵木棉花。木棉是黎族纺织的主要原料之一，这种雄壮魁梧的植物，在黎族人眼中是家庭兴旺的象征。

    黎锦真正令我们惊艳的，是桶裙、摇兜，它们的颜色更加艳丽，图案也更加丰富：红色长布上排着一列又一列的青蛙图案，蓝、黄、绿、玫红等颜色有规律地交错出现；黑色的底布上绣着一条龙船，下面有几条大鱼游过，空中飞着一群不知名的鸟雀，古朴中透着点童趣。还有的黎锦上锈满了人物，最上面是一排手持长矛的“红色娘子军”，中间的人双肩高耸，仿佛正在跳舞的青年，底下则是一排双手叉腰的赳赳武夫。黎锦以菱形为基本单元，由此组合出凤凰、蝴蝶、蜜蜂、水鹿、谷物丰收、民族婚礼等复杂多变的图形，人物造型大胆、夸张，整体弥漫着一种热情奔放的浪漫色彩。

    黎族的纺织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文献记载，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黎锦也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相传元朝黄道婆在改进纺织技术时便借鉴了黎锦的制作工艺。黎族人至今仍在沿用几千年前的技术纺染织绣，就像有些黎族人还在屋内用三块大石头砌着简单的灶。因为千年不变，它被称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

    现在黎族人常织的头巾、桶裙、摇兜等，除了少部分留做家用，更多的是卖给三亚的商家。这些色彩鲜艳、富有浪漫色彩的手工艺品颇受游客喜爱。尽管前来收购的商家常把价格压得很低，但是织布的老人已经十分满意了，毕竟，传统工艺不再被年轻人视为落后的象征，本来担心失传的技艺也因为有了经济利益而得以延续下去，而不至于像文身一样，在1949 年以后便几乎断代了，只在老一辈身上还有所存留。

    黎族文身被人类学者誉为“人体上的敦煌壁画”，见过它的人会经久难忘：黑色的线条在脸上纵横，下巴上也密密地布着几道，像是用炭划过一般，有些则像是被密密麻麻的大头针扎过，遍及四肢。按照老人的说法，女孩子要是不“打登”（黎语，指文身），死后是无法到祖宗那儿报到的。在我们看来差别不大的文身，对于黎族人来说有着特殊含义，这跟他们的服饰一样，是区别于其他支系和部落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