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究竟有没有完美的决策？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作为人的集合体，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企业，再大到一个国家，只要组织存在，无论是琐碎的日常事务，还是重大的战略规划，在决策和执行中都难免会出错，但出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应迟钝、昧于不察、察而不治、治不常在、屡纠屡犯，从而导致组织陷入困境、延误发展时机，甚至步入深渊，万劫不复。相反，有错必察、察而必纠、纠而能治、治而防患，才能使组织肌体中逐渐形成一种自我纠错的免疫基因，使组织发展永葆生机。由此可见，一个组织的纠错能力，是判断组织的管理机制健康与否的重要标识，也是这个组织能否走得更长远的有力保障。

    美国政府鼓吹它的体制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社会制度，但它的决策也不是没有出错过，甚至一度频繁出错，但美国自上世纪4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以来就表现出了较强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能力，能够做到预见问题，或者在出现问题时，很快能“自我治愈”。美国之所以始终保持强大，就在于其拥有良好的自我纠错机制，这个机制除了偶尔依靠“伟大”的总统个人非凡的见识和能力外，更多是靠宪法至上、两党竞争、三权分立这样的美式民主制度作保证。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迅速纠正了文革后“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迎来了共和国发展的春天，也带来了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

    纠错有自纠和被纠之分，被纠容易，自纠难。纠别人的错很容易，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纠自己的错往往比较难，一是自己意识不到或不认为已经存在错误；二是意识到了但出于各种考虑不甘或不敢自我否定，自纠需要无私的品德、卓越的见识、非凡的勇气和博大的胸襟，甚至需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迄今为止，凡是称得上伟大的公司或伟大的企业家，其伟大的意义不仅在于创新，还在于自我纠错。正如我们熟知乔布斯是一个创新天才，但其实乔布斯首先是一个着名的纠错大师，他曾经固执认为苹果划时代的产品麦金托什机（即Macintosh电脑，一种领先的图形界面操作系统）是一台彻头彻尾的卓越机器，足以取代任何一款PC机，这种硬件主导的思维使苹果丧失了在软件平台上的持续领先，当微软推出Windows95时，苹果已经危机重重，几近奄奄一息。1998年乔布斯重返苹果后，果断放弃硬件主导思维，亲自监制研发全新的以“i”冠名的一系列智能化产品，并获得巨大成功，使苹果重返软件平台的领先地位。与苹果相反的是那些不愿正视失误、纠错迟钝的公司，例如爱立信、柯达、通用、施乐……早已风光不再，有些甚至濒临破产。中国的很多着名企业，包括联想、海尔、华为、TCL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都曾经走入过“陷阱”，但好在无论是柳传志、张瑞敏，还是任正非，都无一例外的勇于自我纠错，敢于自我否定，将企业的航行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确保了企业的良性发展。

    自我纠错机制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功能，也是一种优良的文化基因，没有这个功能，缺乏这个基因，再高明的企业家，再优秀的人才团队，都不能保证企业的长治久安。企业经营管理的本质就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商场上没有常胜将军，也没有谁能先知先觉，更不可能百分百预防出错，惟有做好后知后觉，及时纠错，亡羊补牢，也为时未晚。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就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最终是谁的纠错能力更强，其组织和管理就会变得更加优秀，就会在竞争中赢得领先。

    诚然，纠错并非一定要改弦更张，另起炉灶，也不意味着都全盘否定，更多时候是在保持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针对业务、产品、市场策略、组织结构等局部进行调整或优化，以更利于整体战略的实施。但不可否认，纠错难免会有“伤筋动骨”的痛楚，也肯定会触及到一些个人利益，会改变某些思维观念和工作习惯，要摈弃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甚至要果断舍弃前期投入，哪怕造成巨大的“沉没成本”也在所不惜。

    如果说，在企业发展顺风顺水时，很多失误与过错误可以被掩盖、粉饰或忽略，纠错显得不是那么紧迫和重要，甚至不合时宜，那么当企业遭遇困境时，管理者就理应沉下心来认真总结和反思，更要拿出行动和魄力去纠错，尤其在目前经济低谷形势下，很多中小企业面临市场萎缩、增长放缓、效益下降、人心浮动的不利局面，此时若在经营管理上少一些错误，多一些改进，走出低谷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