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8日晚，张艺谋在釜山电影节的新闻中心进行了大师讲座。据悉该讲座为釜山电影节的保留节目，即每一届都会邀请一位国际级别的大师来进行讲座。组委会原本的安排是张艺谋导演先概括自己的“艺术人生”，后来加入了现场翻译的互动。现场有众多的留学生和影迷，少数几家媒体也在，大家一同和张艺谋回忆了他的前半生。搜狐娱乐也在现场对张艺谋此次讲座进行了忠实且详细的记录。

    【踏上电影路】被文化部长特批入了电影学院

    张艺谋说：中国人身上有个很好的特质，对于过去的苦难不留恋，不沉缅其中。文化大革命之后，就发展得很好。我个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有了机会上电影学院，就非常努力的为这个事业奋斗，积极的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今天常常有人问我，张艺谋你为什么一部接一部的拍电影，也不停下来休息。首先我当然是热爱电影的，坦率地说，也是不为名利的，你说你还想出多大名儿啊，还想挣多少钱啊。更重要的是，我这代人，有很多的苦难，我同辈很多人已经是退休工人了，命运给了我幸运来从事这份工作，所以我总是在感恩这个时代感恩这些机会，因为无数人可能有很多梦想但是无法完成，被现实束缚。不为什么，只要你能做，就去尽量地做好。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我的动力。

    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我当时就想考大学，当时我在工厂做了7年了，很辛苦，觉得没什么出路。但是我是初中毕业，文化程度不高，那时候考大学没把握，还没有想明白就过去了。到了78年觉得自己实在不能忍受现状了，觉得还有最后的机会。我那时候文体不错、画画不错，想考美术学院，但是我没画过素描，美院要考，我画的都是宣传性的毛主席像什么的，我打球和游泳都不错，想考体育学院，但是听说没有专项，只是一般也不行。后来我打听到，陕西有个农学院，畜牧业的分很低，出来之后做兽医的，这个专业比较好考。那段时间我就是乱找的，完全跟电影没关系。然后有人跟我说，你可以去北京考电影学院，那时候我照相不错，过去之后电影学院没要我，说你超龄了，超了5岁，我们这儿最大也就22岁。当时我就绝望了，但是还是不死心，觉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知道79年还有一次，另外一个朋友给我出主意，说给文化部部长写封信，电影学院是文化部领导的。那个年代很可爱，有群众来信，普通人可以给中央领导写信，有时候就会采纳你处理这个信。我估计今天也没戏了，今天肯定被秘书押下来了。我就写了一封信，当时的文化部长叫黄震，还好我有很多照片，因为别人都说你照片拍得好，可能会有帮助，我就整理了一下作品寄过去。几个月没消息，觉得可能没希望了，就老老实实当工人了。突然有一天通知我，说你过去吧，破格录取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没有参加考试，没有参加政治审查，文化课我也没有考，如果考的话估计我就过不了关。就是这样一个很传奇的经历，也不认识文化部长，文化部长就是看见我的作品给了一个批示。这样我就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那时候我们工厂全部轰动了，我的工人师傅都跟我说，放电影要学四年呐，我说不是放电影是拍电影。我在学校的时候，比谁都用功，因为很担心自己不好好学被学校开除了，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我一直都是很用功很勤奋。我不敢说我是中国最好的电影，但是我敢说我是中国最勤奋的导演。

    【平步青云】求知若渴的时代造就了第五代

    在学校学到的并不是很多，北京电影学院在文革中也解体了，78年也是第一年恢复，去把老师们都请回来。于是捡回五六十年代的老教材，很不正规。我们上学是1978年到1982年，可以说是社会教育了我们，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革后中国百废待兴，所有中国人的求知欲都很强。我印象中有摄影展览叫“自然社会与人”，差不多五层到十层人在看，只是一些自然状态的摄影作品，但是大家都挤着去看。那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搞对象要成功，要拿本佛洛伊德或者萨特，女孩子就会爱上你。

    那时候我们在如饥似渴的看所有东西，看不懂的也看，各种东西，美术展览雕塑展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满为患，逃课也要去看。外国电影我们每个星期可以看两部，我们叫参考片，很宝贵，想办法混进去溜进去，美术系自己画的假票。

    那时候印象很深，我是摄影系的嘛，看电影之后就一直画构图，现在没有人这么看电影了，一个电影看完能画上上百张，什么故事都忘了。就是一种学习的饥渴状态。

    【导演不易做】千金易得，好剧本难求

    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学很厉害，有很多优秀的小说。人类都是这样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苦难时代后，因为会反思，所以会有很多有力量的作品。你看两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的艺术作品很厉害，要在苦难中思考。那时候中国恰巧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些好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氛围，成就了第五代，使第五代蓬勃而出，一鸣惊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拍出了一批有力量的作品。

    电影或者电视的发展是离不开文学的，需要好的剧本，在今天包括在韩国，导演自编自导的还是在少数，大部分的导演都是要改编作品。因为导演和写东西的，是两个范畴，当然有些天才可以合二为一，但我并不是这样的天才。那时代的文学成就了第五代，直到今天，我的习惯也是从文学中找剧本，实在找不到自己就瞎编一些，也编得不太好。我老开玩笑说我是个三流编剧，习惯用镜头去讲故事。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商品时代，坦率地说我对现在的中国文化不满意，导演寻找到好的题材好的小说的机会很少。常常有人问我拍这个电影是不是要回归是要和过去的作品不一样，其实我就是等米下锅，碰见这个故事就拍了，不是你手头有几个好剧本，还能好好顾虑一下选什么题材，是你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动心的东西，不会想它有什么样的代表意义，就去拍了它。至今我都希望能够挑到好的剧本，但是很难。还有电视剧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都看很多韩剧，但实际上现在大陆的电视剧发展非常快。电视剧制片人抢题材比电影快，给的钱也高，一个作家写的东西不错，刚出来你去打听已经被电视剧买了，你再去问，他们把这个作家还在构思中的以后的作品都买了。所以有好的故事，就拍吧。不要分电影的类型和形式，好电影，就是好电影。

    比如《山楂树之恋》这两个新演员，为什么要选两个新人，我注重的是他们两个眼睛中的干净和脸上的干净，但是电影不像电视剧，电影是可以把演员的脸拍个特写，放得非常大。现在还有3D，一圈儿都是的，这是大荧幕的艺术，你们要记住这一点。当你把演员的脸放那么大的时候，眼睛中的东西会看得一清二楚，这是电影的魅力，电视剧无法取代。电视剧是讲故事的，可以讲的很透彻，但是电影就是电影。大荧幕的艺术对视觉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我认为电影导演要有视觉上的敏感。可能未来的科技发展，3D或者4D等等这些高新技术引入后，视觉化就更重要了。我认为电影导演这个职业，是使文学作品形象化。

    【国际范儿】《红高粱》得金熊奖人却跑去玩儿了

    给大家讲个故事吧，红高粱在柏林，我根本不知道这部电影会怎么样，那天晚上评奖，几个留学生带着我们去东柏林，他们说10马克到东柏林能换 100马克，有个留学生穿了个大衣，衣服里面塞了20马克，过海关要检查的，就混过去了。到了东柏林，20马克换成了200马克，哎呀那一天就要花完的，觉得是个富人了，什么好吃好喝就去买。在东柏林玩了一天，完全不知道红高粱得了金熊奖了，人家都找不到我们，没手提电话，都不知道导演跑哪儿去了。

    不是你得奖你就怎么样了，你还要受欢迎。因为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大部分的国家都很追捧，实际上对于今天的电影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要求，就是说导演你光想着自己的艺术，去拍些孤芳自赏的小众电影，都去这样做，你们本土的电影就糟糕了，你们肯能在海外得了很多奖，但是电影院里全是好莱坞。用不了几年，好莱坞会培养出一代观众来，一批观众会只吃好莱坞这口饭，这时候他们不再去看你们的本土电影，这个问题很严重，也就是说按照第五代过去的方向，只拍在影展上得奖的作品，今天已经不可以了。今天你要培养你自己的市场，你要抵御好莱坞的影响，你要拍出卖座的电影。卖座是不是等于不艺术？不要把商业看得那么简单，我们在全世界经常看到，好的电影很卖座很深刻还很有思想，今天的年轻观众已经不仅仅是因为你是艺术我就向你致敬，他们真的是要看好不好看，导演在今天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双重困难，不仅要得大奖，还要在市场上受欢迎，被年轻人喜欢。只有这样你才能一方面保护了你的本土市场，一方面你争取了年轻观众，你将你的艺术观点也通过他们喜欢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拍《秋菊打官司》就是想以一个纪录片的形式拍出来，没想那么多，电影导演拍片子通常是拍了就拍了，别人看起来会有很多道理。很多导演别人捡大的说，他也跟着往大的说，反正捡得越大越好。其实创作上是就事论事，导演不会想那么多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故事用这个方法表述比较有意思，就拍了。当时就想拍出纪实感了，秋菊和后来的一个都不能少在今天都不能拍了，因为我们用了很多的偷拍的方法，把镜头藏起来放大街上拍，今天不行，老百姓要告你的。那时候没有肖像权。

    【中国电影现状】希望审查制度可以放宽

    《活着》至今还不能在中国上映，它比较敏感，余华的小说改编的，余华的小说写得很好。这个文学作品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讲一个花絮，当年我和余华谈剧本的时候，根本说的不是《活着》，当时是在谈他的一个小说叫《河边的错误》，我想给拍成一个惊悚的题材，我们俩天天在谈，谈了十几天，他说我给你看个我的小说，叫《活着》，刚写的，还没发，你看看吧。我那时候一脑门子全是在想惊悚啊悬疑啊，拿回来撂了两天都没看，余华说你还没看呐，我说我赶紧看。我一口气读完，完了就睡不着了，第二天我跟余华继续谈故事，我就一直在谈这个新小说活着，谈了半天吃午饭了，我忽然就跟余华说，你把活着给我拍吧，我不拍悬疑惊悚了。后来就有了这个电影。

    这部电影之所以敏感，就是因为谈到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几次重要的政治运动，比如说反右，比如炼钢铁大跃进，比如文革。当年拍出来就放在这里通不过了，直到今天。说一句额外的话，中国一直有审查制度，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所以中国上映的电影是8岁到80岁的都要看。我们做导演的只是希望，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国际化，审查制度未来会宽松。中国有很多的好故事，审查制度宽松了，导演的空间也会大一些。

    【拍片趣事】《英雄》一开始没想搞那么大

    其实我是个武侠小说迷，文革的时候，我的同学偷偷的拿了几本武侠小说，那时候这几本被发现的是大事儿。那时候除了毛泽东着作没别的可看了，我们就如饥似渴的看，那时候我们把一本书拆开十份，一人拿一点，一本书就稀里糊涂的读完了，因为每人手上就几页。印象很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特别喜欢武侠，觉得太厉害了，快意恩仇，痛快啊。

    我很早就想拍个武侠作品，找了一圈武侠大家的小说，发现都已经被香港导演拍了十八遍了，我就想不能拾人牙慧吧。于是就自己编了，《英雄》刚编好了，《卧虎藏龙》就出来了，在全世界影响这么大，得了奥斯卡。李安是我的朋友，我就很扫兴，说，你看我现在再拍别人要说我是跟风，不想拍了。但是我的团队准备了很长时间，说导演算了吧，故事都差不多了，反正已经跟风了。一开始这是个小格局的电影，就是一个刺客的故事，这时候我碰见江志强先生，他从市场的角度上说，导演你要不要李连杰来演？我说李连杰多贵啊！他说这个角色可以是张曼玉可以是梁朝伟……我就想这得多少钱，他就说，你不知道，现在市场很好，武侠电影很卖钱。所有导演都喜欢大制作，经过就是这样的，没想那么多，外人有很多的说法，其实都不是，就是偶然才拍成的《英雄》。

    【现场问答】最崇拜的大师是黑泽明

    问：年轻时代哪位欧美影人给你的影响最大？在北京生活给了你什么启发吗？

    答：上学的时候，欧美经典作品都看过，很多都是不朽的作品。后来我进一步看了很多资料和作品，惊讶的发现，在2、30年代中国很多电影很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风格，拍得很好。中国电影很遗憾，是后来脱离了这个方向，从5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跟政治太密切，使得作品得方向变成为政治服务，几十年的政治时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恢复到艺术的本质上去。

    我户口不在北京，是个“北漂”，漂了十几年了。其实我很爱北京这座城市，充满了活力，但是我又不是个外地人，大家发现没有我的电影中关于北京的很少，因为我不大了解。今天北京已经是世界知名的大都会了，尤其奥运会之后，但是人太多了，车也太多了，眼看着这20年来车越来越多，天天堵车，北京的交通是个大问题。但是全中国的电影电视工作者都往北京跑，演员也都到北京来，慢慢它已经形成一个全国的文化中心。

    问：在巩俐、章子怡和周冬雨之中，你最喜欢谁？您觉得谁是最有成就的导演？

    答：三位演员都很好，前两位已经是国际级的大明星了，后一位是新人。很难说到个“最”字，尤其前两位都是了不起的演员，我常常把前两位的例子说给周冬雨听，师傅引进们修行在个人，导演给了个机会，但是你要努力，巩俐和章子怡最早的成功是因为张艺谋，但是之后就是因为她们个人全身心的努力。她们热爱表演事业，她们崇拜表演事业，她们将之当作生命一般的对待，才会成功。

    远的不说，近的来说我觉得是黑泽明。我是他的粉丝，我觉得他了不起，他是视觉大师，他让东方文化在世界上受到了敬重。84还是85年我在戛纳电影节，刚拍了黄土地，没人认识，当时黑泽明被三位大导演颁发终身成就奖，斯皮尔伯格、科波拉和卢卡斯，三大导演集体向他致敬。当时黑泽明80多岁了，你会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个胖胖的小老头，也没什么，但是能然三大导演这么敬重，大家都说他是神，站起来给他鼓掌，当时我觉得这种荣誉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他发言的时候说我现在还在学习拍电影，全场都在笑，他说，不是开玩笑，我真的是在学习，因为电影越来越难拍了。我拿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我觉得他是真心的说的，用中国话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他是我最喜欢的大师，至少是我最喜欢的大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