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的江西宜黄人黄范铭患有严重气喘，每天吸氧，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再见儿子一面。
1999年，儿子黄坚（化名）以高分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两次考研没有考上，他到杭州等地找工作。一直到2007年4月，最后一通电话后，与家人彻底失联。
11年来，黄家人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不愿让人知道儿子一直没回家。直到今年，黄范铭住了五次院，他说：“我快要死了，我怕见不到他，我只要听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够了。”
“我一定要走出大山走出江西”
今年72岁的黄范铭是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岗镇人，18岁开始进入宜黄县建筑公司工作，直到56岁退休。妻子李嫦娥比他小7岁，在家种了三亩地。家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黄建华今年41岁，专科毕业后外出打工，现在在深圳一家机械制造厂工作，10年前，和妻子小清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小儿子黄坚，今年39岁。
黄范铭说，大儿子性格像他，爱玩，不会读书；小儿子性格像妻子，不喜欢说话。以前家里很穷，他和妻子忙着挣钱，无暇管孩子。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懂事，四五岁时，就会帮忙妈妈去菜场卖豆腐，还会一起到外面捡西瓜皮西瓜籽喂猪。
黄建华觉得，弟弟性格有些内向，两人虽为兄弟，平时交流却不多，“我读书是在宜黄一中，他是在宜黄二中，晚上回来都睡觉了，早上又出去了，很少碰到一起。”
在黄范铭记忆中，黄坚学习很刻苦，高中时，每天早上6点就起来，到顶楼读英语。高考前，他曾对父亲说：“我不想跟你一样到地里劳动。你太苦了，太累了，我一定要考取大学，走出大山，走出江西。”
李莉（化名）是宜黄二中98级理科班毕业生，她告诉澎湃新闻，当时整个年级大概有90个学生，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黄坚是文科班的，那时全年级学生没有特殊情况都会参加高考，但考上大学的并不多。
吴冕（化名）高三时曾和黄坚同过桌，在他印象中，黄坚成绩好，考过班上前三名，但平时不喜欢与人交往、交流，除了读书就是回家吃饭。
黄坚高中同班好友蔡桦（化名）记得，黄坚擅长数学，对历史、政治等科目比较感兴趣。
1998年，黄坚第一次参加高考，只考了486分。成绩出来后，他告诉父亲，“考试时心情太紧张了”，所以没考好。尽管可以上专科学校，但黄坚决定再考一年，“他说我要考一个好的大学，一般大学我不去。”
在宜黄一中补习一年后，第二年，黄坚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这让黄范铭夫妇倍感骄傲。
黄坚复读时的数学老师叶廷（化名）说，黄坚学习很努力，也很好学，早上晨读会比其他同学早到，遇到不懂的题目也都会问，“平时（成绩）也还过得去，高考发挥得稍微好一点”。
蔡桦说，1998年高考时，他考了530分，是班上第一名，而黄坚第二年考了570多分。
邹国勇曾是1992年宜黄县的文科状元，被武汉大学法学院录取，他说，“我们那边文科要考到武汉大学的话，一般都至少是县里面的前两三名。”
“鲤鱼跳龙门”
1999年9月，黄范铭送儿子到武汉上大学。到学校忙完报道后，儿子因为太累，直接倒床上睡着了。他下楼去洗澡，回来时忘了儿子在哪个宿舍，于是跑到宿舍楼顶躺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再到宿舍楼上等着，遇到了出来找他的儿子。
邹国勇与黄坚是宜黄老乡，也是武汉大学校友。黄坚大一去学校报到时，他和另一位也在武大读书的宜黄老乡，去黄坚宿舍看他们。
他记得，当时父子俩已经整理好床铺，在跟其他室友聊天。黄坚看起来瘦瘦高高的，不怎么说话，黄范铭语气中满是骄傲，说儿子高中时成绩遥遥领先，“鲤鱼跳龙门”。
在邹国勇印象里，黄坚“有点清高，可能对生活期望值比较高，觉得现实跟他的期望有那么点差距，因此会有点失落感。”
邹国勇说，老乡聚会时，黄坚很少参加，跟其他老乡互动也很少；在学校与老乡说话时，他从来不讲家乡话，而是说普通话。
2001年下半年，黄坚曾到邹国勇宿舍，找他借过一两百块钱。邹国勇心想都是老乡，便没多问。第二年黄坚才还他钱。那也是邹国勇最后一次见到黄坚。
黄范铭说，儿子上大学后，基本每个月往家里打一次电话。那时家里没有安电话，黄坚便把电话打到邻居家。电话中，他会询问家里的情况，很少提自己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大二寒假回家时，他告诉父亲，自己通过班级演讲竞选，当上了班长。黄范铭也惊奇地发现，以前不怎么说话的儿子，上大学后变得能说了，但跟家里人，“你问一句他就答一句，不自己主动说”。
2003年，儿子打电话告诉黄范铭，自己报考了武汉大学另一专业的研究生，“差3分，公费的没考上，自费的可以上”。考虑到家庭经济条件，黄坚没有去，决定再考一年。第二年还是没考上。
之后黄坚回家，在家呆了三四个月。李嫦娥劝他出去找工作，他觉得杭州、宁波这些地方比较发达，便去了杭州。
“我不愿回家当老师”
高中同桌吴冕回忆，大约14年前，黄坚曾来杭州找工作，一待就是8个月，“他来杭州找一个复读班的同学，同学那儿住不下，就来我那儿住了几天。”
一起同住时，吴冕发现，一讲起国家大事，黄坚就聊得很起劲。他曾问过黄坚大学学习的事，但他只说自己学习了历史古建筑。
黄坚还告诉他，毕业时自己放弃了回县城教书的机会，“他说不想待在那个县城里面。”
吴冕记得，到杭州的前半年，黄坚偶尔会买张报纸看看，但基本没找工作，每天宅在房间上网、玩游戏，很少出门。由于没有收入来源，那段时间基本都靠几个同乡管吃管住。半年后，黄坚自称在杭州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策划工作，从此开始早出晚归。
然而两个月后，黄坚突然告诉吴冕自己辞职了。在房间待了一周后，他又说在嘉兴找到一份工作。
吴冕清楚地记得，黄坚离开的时间是下午一点，“春天那个时候人特犯困，我在床上睡觉，他敲开门来，找我要了200块钱，走了之后他qq就再没上过线，就失联了”。
黄范铭说，儿子去杭州后，曾打电话告诉他，历史专业找工作难，他想去浙江杭州商学院再学一个专业，这样工作好找一些。
期间，宜黄一中老师曾联系黄坚，想让他去教历史课，黄坚说：“我不愿意当老师，也不想回宜黄去。”
黄范铭至今仍不清楚儿子有没有在杭州找到工作。他只知道，去杭州后，儿子几乎每个月都会打电话让家里寄钱。“一开口就是要钱，我就怕他进了传销。”黄范铭说，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每天工资只有40元，还得每个月给儿子寄钱，多的时候上千，少的时候几百，三年总共寄了近3万块钱。
黄建华也曾给弟弟寄过钱，“大学毕业后，他找我要过三四次钱，每次几百块。除了要钱，几乎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黄范铭曾想去杭州看看，儿子劝他：“你不要来杭州了，等我赚到钱的时候，我会带你去上海北京这些地方逛逛。”
2006年的一天，早上8点，黄范铭骑自习车去上班，在河东桥上被一辆从后来开来的摩托车撞断了髂骨。肇事夫妇赶紧将他送到县医院，治疗花了2000元，又赔了6000元。出院后，黄范铭走路不便，两条腿一只长一只短，需要拄拐杖。家里人想要小儿子回来看下他，黄坚没回。
等到2007年4月，黄坚给家里打电话说到了上海，黄范铭问“你又要钱了？”李嫦娥接过电话，有些气愤地对儿子说：“要钱没有，要命两条。”黄坚立马挂了电话。
那天，黄建华也在家，“我爸妈可能有点怨气，说经常要给他打钱，那时候我爸又被车撞了，根本就没啥钱了，有时候都是借的”。
黄范铭说，这次之后，小儿子再没给家里打过电话，与哥哥、其他亲戚也没有联系。由于家里是固定电话，无法显示来电号码，他们也不知道儿子的电话，只能等儿子打过来。他觉得，儿子是因为家里没给钱，“赌气了”，便不跟家里联系。
“我一直在等他的声音”
儿子失联后，黄范铭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怕丢脸”，便一直没去报警。他腿脚不便，出不了远门，妻子连普通话也讲不清，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儿子。
黄建华觉得弟弟自己不愿意回家，“你报警，知道他在哪里，他不回来又怎么办？”
几年前，父亲曾提出让他放下工作去找弟弟，那时他刚成家生子，担心放下工作，家里就没了主要经济来源，于是作罢。
黄建华妻子小清说，家里人曾拿着黄坚的材料和照片，去找当地电视台，没能成功；也拿着户口本去当地派出所，想要查询黄坚的身份证使用情况。派出所建议他们先去报案，黄家人觉得他是大学生，“万一报警留个记录，对他以后不好”，便只能苦等着。
蔡桦最后一次见黄坚，是2002年暑假，一起聊了下找工作的事，“从那年之后，他跟同学的联系就渐渐少了。”
吴冕说，2008年时，宜黄二中98级同学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黄坚没来，没人知道他的下落，班上同学都知道他失联的事，“我们也一直在找他”。
邹国勇记得，去年武汉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曾找过他，问他跟黄坚有没联系，说班上同学聚会，大家都联系不上他，想找他。
黄范铭说，自己“知道他不会乱来的”，就怕进了传销窝点。
如今，72岁的黄范铭患有严重的气喘病，呼吸有些困难，一走路就气喘，已经吸氧7年了。因为感冒发烧，他今年已经住了5次院，8月31日才刚出院。大儿子给他买了台吸氧机，他每天得吸氧15个小时，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他说，一家人都盼着儿子回来，“哪一个父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我每天都在等他的声音，他来不来没有关系，我只要听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够了。”
72岁的黄范铭患有严重的气喘病，每天必须吸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