陟山门街6号

    “把自己这块料铸造成器”

    上世纪20年代中期，胡适入住陟山门街6号。

    陟山门街不长，不过一二百米，略显弯曲。它东端接景山，西端系白塔，曾是明清时代的皇帝御道。现在这里店铺林立，游人众多，商品、食品货摊生意不错。

    陟山门街

    胡适从钟鼓胡同迁居至此，平民小院儿变成了贵胄公馆，居住条件上了一个档次。这6号官邸主人，乃民国时期在段祺瑞内阁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

    在陟山门街拉大锯式地来回行走，就是总也寻不见6号。问保安、问清洁工、问附近邻居皆告“不知”。这是胡适在京五处故居中惟一寻不见实物的故居。好在这条始于元代的古街巷尚在，让人有故国神游的遐想。

    胡适在此写过不少文章，较有影响的论文有“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此文针对梁启超将中西文化归结为“精神（中国文明）”与“物质（西方文明）”二元对立的观点，而发表其“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的看法。

    恰逢《京报》副刊开展“青年必读书”专题讨论，他提出两个读书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这也是他的故居所在——“陟山门”的一种隐喻和启示吗，其名言人人知晓：“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他以教授身份勉励学子：“报国的真正功夫，（在于）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

    他强调，若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必先“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米粮库胡同4号

    “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

    1930年底，胡适一家在地安门内西大街米粮库胡同4号安居。这里南倚景山，北面靠近什刹海和钟鼓楼，却又闹中取静，是古都一方宝地。

    米粮库胡同民居

    上世纪30年代初的北平乃至全国，正在忙着“祭孔”、“读经”。对此，胡适很反感，撰写文章“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刊发于《现代评论》（1934年）。

    他认为，无论“救国与复兴民族”，都需要“最高等的知识与最高等的技能”，但是仅靠几部儒家经典不起作用，只恐误事。于是他断言：“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而辛亥革命以来“伟大的进步”，都不是“借重孔夫子”而得来。

    80余年过去了，当时社会舆论所提“培养国民精神上之人格，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等问题，依然是当下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而胡适的观点是，从“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是无济于事的，且“岂不是天下古今最可笑的愚笨吗！”

    谈到人格与信心，他感言：“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怡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在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胡适所言现代中国的“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对今日祭孔与读经热浪该是一个冷静的提醒。

    东厂胡同1号

    “宁鸣而死，不黙而生”

    现在，到了胡适胡同五故居巡礼的最后一站。

    东厂胡同

    王府井北大街东厂胡同1号，曾是胡适1946年至1948年的住所。这时，他刚刚从美国归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如今，这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所在地。胡适故居与这“二所”结缘，正符合这位诗人、学者一生尝试打通中西方文化壁垒的努力和业绩。

    虽然岁末的冬季寒冷，但此时的阳光温暖而澄明。

    寻找胡适的胡同故居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有趣的是，这些故居大多完好无损却没有一块标注“文物”的牌牌。好在今日媒体公布，古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范围，将外延到整个北京市域，并确立“旧城政策特区”，确保文物区及成片平房区得到保护。想必这几处胡适故居也在此列。

    以学者眼光关注世界文化非自今日始，胡适的观察结果是：“文化渐渐趋向混同一致。”其中，有三个共同的大目标表现其“一致”：“第一是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是用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来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趋势持乐观态度：“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有成功的。”他提倡社会“容忍的风气的造成”，人们共持共享“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憨憨的、穿着棉大衣的门人不知胡适何许人也，一点儿不为过。反倒是我这个做记者的，感到对不起那些对国家做出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对不起那些对文化名人事迹尚存无知的读者。

    就说现存胡适题字“宁鸣而死，不黙而生”这句话吧，话是谁说的？

    只有请教高明。

    据说，美国学者曾经问胡适：“美国开国前期争独立自由时，曾盛传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中国历史上可有相对应的表达？”

    胡适称是，却一时不确定是谁所言。

    他回去后，查到是范仲淹《灵鸟赋》之句：“宁鸣而死，不黙而生。”

    他更主张，用君子“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