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人造病”，并不是大自然的惩戒，而是人类自己的“杰作”。换句话说，我们正生活在由自己制造的众多致病因子当中。这些“人造病”，大致可将其分为几类：第一类是技术手段的随意滥用，第二类是不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第三类是无处不在的环境污染。凡此种种，都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健康风险。

    危害身心健康的三类“人造病”

    技术手段的滥用

    中国堪称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度，细菌耐药的问题可想而知。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医院都存在高度耐药的“超级细菌”，比如医生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老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冒出来了：携带NDM-1基因这件马甲的“超级细菌”，几乎可以打败人类目前拥有的全部抗生素。在我们惊叹“超级细菌”巨大威力之时，不禁要问：细菌并非生来就强大如斯，究竟是谁导致了“超级细菌”的诞生?

    被滥用的不止是抗生素。药物发明的首要目的是治病救人，但有人首先将其视为牟利的工具，而不是那么在乎这种工具是否有必要、是否有风险。在中国的减肥药市场上，西布曲明有很多个名称：曲美、澳曲轻、诺美婷……继欧美药监部门之后，中国的国家药监局终于叫停西布曲明。

    曲美倒下之后。减肥市场乱象并未停止。包括减肥茶在内，形形色色的所谓减肥保健品中，非法添加西布曲明等减肥药物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监管部门缺少办法。如今，网络上甚至又在热卖一种“蛔虫卵减肥药”。这种病态减肥方法，利用蛔虫在肚内不断繁殖，吸食人体的营养物质来减肥，其健康风险不言而喻。

    疫苗无疑是个好东西。已经投身于慈善事业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先生就将其视为具有极高回报的投资，并捐赠出数以亿计的资金用于疫苗研发和配送。但疫苗一旦使用不当，结果可能是有害无益。山西疫苗事件让不少公众对疫苗产生了畏惧心理。当然，一些患儿的病情究竟与所注射的疫苗有多大关联，或许还难以认定。但山西疾控中心在疫苗的储存和运输中确实存在不当行为，导致部分疫苗失效。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2010年3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的专家们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撰文称，在20岁以上的中国成人中，几乎每10人就有1人患有糖尿病。这个患病率是2002年调查数据的三倍以上。尽管有同行对其准确性表示质疑，但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急剧增加，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种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多吃、少动等，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因素。

    吸烟，在不健康生活方式中更是排名榜首。在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前纽约市卫生局局长费和平(Thomas Frieden)看来，吸烟对纽约人的危害甚至猛于“9·11”恐怖袭击。但是，中国人在控烟战争中败仗多、胜仗少。2010年是世界卫生组织主导起草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生效5周年。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成人烟草调查，近三分之一的15岁以上中国成年人吸烟，且有近八成中国人对吸烟危害不够了解。

    环境污染

    闹得沸沸扬扬的武汉三位女童“性早熟”事件，最后被卫生部认为与圣元奶粉并无直接关系。但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环境激素，确实导致了相当数量的女童性早熟。这些环境激素中，邻苯二甲酸酯是一类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在塑料制品生产中作为增塑剂使用;双酚A也是聚碳酸酯等塑料中的原料之一。2010年11月，欧盟宣布将在婴儿奶瓶中禁用双酚A，中国是否效法此举，恐怕是亿万家长关心的大问题。

    当经济发展让GDP数据变得好看时，多数地方官员或许会忽视它带来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及其健康损害。2009年陕西凤翔的血铅超标事件阴影未散去，2010年血铅事件继续在全国蔓延，从湖南嘉禾到江苏新沂，孩子们被检测出血铅超标甚至铅中毒超出了正常的水准。面对这些事件，当地政府首先做的往往不是叫停污染企业，而是打压受害者。

    还有一些“人造病”的致病因子，或许我们难以简单地分类。例如，中国也在人造奶油和反复煎炸食品等诸多食品中大量使用人工反式脂肪酸。听上去，反式脂肪酸没有“地沟油”那么可恶，但它被确认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如中风、冠心病等的风险。

    至今为止，在世界卫生组织大力倡导之下，全球只消灭了一种传染病—天花。而“人造病”一旦产生，或许更难消除。“三聚氰胺”毒奶粉早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仍有厂商在奶制品中肆意添加。

    缺位的政府监管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人造病”的致病因子。我们要么吸烟，要么有其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么在参与污染环境。

    对商业利益的无度追求，是“人造病”的直接推手。只有在无序竞争、诚信尚未建立的初级商业社会，商家才敢于在孩子喝的牛奶、用的氧气、疫苗上动手脚，以降低成本，获取利润。无数成本低廉、后患无穷的商品被出售给公众，各类毒素在人的体内被沉淀下来，慢慢演化成为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人造病”。

    而缺位的政府监管，对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的漠视，更是将“人造病”推向失控的境地。

    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在中国可谓老生常谈，但公众缺乏合理用药常识、政府部门缺少作为、部分制药企业和医护人员利益“共享”的局面始终未有根本性改观。

    一种药物上市之后，由于严重副作用逐渐显现而黯然退市，在制药业并不罕见。但一个不得不引人深思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究竟该怎么对待和监管减肥药?过去10年，处方药西布曲明在中国被当做普通的保健品来卖，单单是曲美一个品牌，销售额就累计超过50亿元人民币。我们的监督管理部门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对此视而不见。

    有专家批评说，中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表现糟糕至极，国家层面的控烟行动计划仍未出台。糟糕表现的背后，是烟草利益集团的强大，以及卫生部门独力难撑的尴尬。

    面对血铅污染事件，当地政府首先做的往往不是叫停污染企业，而是打压受害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在小说《鼠疫》中，虚构出了上世纪40年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市的一场鼠疫。那场鼠疫，影射出社会的种种缺陷。当SARS到来时，很多中国人对于加缪笔下的鼠疫有了相似的体验。

    如果公共卫生体系缺陷不断，如果整个社会的缺陷不能弥补和修正，“人造病”只会越来越多，危害只会越来越甚。

    “人造病”的背后，其实更是一种“社会病”。